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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无论是解放前在国统区，还是建国后在文联、外交部，张颖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周总理的领导之下开展的。《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忆在恩来领导下工作的日子》中收录了张颖多年来记叙周恩来事迹的文章22篇，均为作者在周总理领导下亲身工作的经历。从中读者可以了解到诸多历史细节以及们对周总理的深厚感情。诚如张颖在后记中说：“我把一本稿纸放在我的书桌上，拿起笔，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我的泪水不断流下，那些稿纸都湿透了，我伏在湿透的稿纸上”

　　书中的很多文字写的是周恩来在国统区的工作。1938年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面临日寇的疯狂侵略，前线荷枪实弹的战斗十分激烈，而后方中的斗争也十分凶险。当时虽说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汪精卫一伙已经投降日本，蒋介石政府也和日、汪勾结，名曰抗日，实则，企图消灭和人民子弟兵。当时周恩来是我党与进行谈判的首席代表，还领导着南方局、第18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和国统区我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工作十分繁重。在军警特务的重重包围和控制下，在三次高潮中，周恩来力挽狂澜，以大无畏的精神机智从容，坚定不移地进行着独立自主的斗争。这期间，张颖和她的们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揭发顽固派的阴谋，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加入抗日救国的行列，与当时国统区的政党派别、文化界、工商界、教育界以及青年、妇女等各界人士开展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孤立了顽固派。

　　周恩来对国统区的文化艺术统一战线工作很重视，把文化艺术看成战胜敌人的有力武器，即使在最繁忙的工作中、最紧张的斗争中他也不忽视对文艺界的领导与关怀。重庆文艺界人士大多有抗日救国的思想，因此团结他们的关键是令他们了解我党的方针以及宣传八路军和揭露顽固派。周恩来特别强调，要在文艺界广交朋友。从书中可以看出，他平易近人、以诚待人，凡与他接触过的人心中有疑问就向他倾诉，很多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与他从相识、相知，最后成为挚友。比如郭沫若、夏衍，电影界、话剧界的名导演、名演员很多都是他的好朋友，经常与他探讨利用文化宣传促进抗日救国斗争的问题。

　　灵活充分地利用一切条件，是一位伟大的领导者必需的气质。1936年西安事变，周恩来肩负党中央的使命，促成国共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抗战初期，蒋介石任命周恩来为陆军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考虑到，虽然这个职位没有实权，但却可以利用其招牌做实事。政治部三厅主管文化宣传，是宣传抗战的重要阵地，当时需要一位“既受各方尊重，有号召力，又具才能的人才能胜任”，为此，周恩来想到了大革命时期的战友郭沫若。郭沫若应周恩来之邀担任了三厅厅长，并先后把聚集在武汉的文化英杰请到三厅来。随后，文艺界各方面的民主人士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活动，话剧界、电影界、音乐界、新闻界知名人士都行动起来，尤其是戏剧界，先后建立起几个专业机构：应云卫、陈白尘等筹办了民间职业话剧团中华剧艺社，夏衍、司徒慧敏、金山等建立了中国艺术剧社当时还有属下的中国万岁剧团、青年艺术剧社、“中电”剧团也能为我所用，这些团体的工作人员中，也都有爱国人士和我地下党员。

　　每当时间来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作者的笔调就低沉下来。周总理在“文革”中的处境岌岌可危，“”大肆批林、批孔，影射周恩来。但周恩来始终以顾全大局、适度坚持的原则与之周旋，并想方设法保护了很多。外交系统一些人在“”的授意下，企图批倒部长陈毅、夺取外交大权，外交部的工作几近瘫痪。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严厉批评造反派的批斗、夺权行为，称“如果你们一定要这样搞法，那就从我胸前踏过去吧”；造反派严重破坏外交工作的恶劣行径火烧英国代办处和“四十八小时事件”，造了成极坏的国际影响，最后也是在周总理的领导之下才得以妥善解决、平息的。

　　当时，周总理的外交接待工作很忙：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又公开来访，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1973年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华。这几次他国首脑的访华都发表了联合公报，签订了各种双边合作协议。可以说，这些首脑都是高兴而来、满意而归，这些访问也都是成功的。尼克松来华访问时，为了不间断和美国的联系，曾要求在机场附近建立地面卫星站，但这涉及到我国主权问题。周恩来在两难中提出一个建设性解决方案：买下美方设备，由我们主持只需美方提供技术。后来由于设备过于昂贵，我国也没有自己的卫星需要地面站，于是改为以租用，也就是租期内其主权和运作都属于我国。后来周总理又指示张颖等人将地面站租给各国媒体，回收部分投资，同时也让一批科技工作者借这次合作的机会学到了先进的技术。最后我国以100万～200万美元的投入达到了目的，访华团离开时，双方都感到满意，科技工作者之间还建立了友谊。

　　除了各国政要，周恩来还在百忙中接待了英国著名记者格林先生、美国作家韩丁一家、英国女作家韩素音等友人。父亲有中国血统的韩素音女士曾多次写过有关中国的书，反响很大。1971年，韩素音带着其新作访华，那是一本准确反映“文革”实情的作品，但书中用较大篇幅写了。当时恰值“九一三”事件不久，周总理考虑到韩素音是被认为最了解中国的作家，如果作品这样面世于其声誉不利，于是破例指示张颖将事件的基本情况告诉了她。因此，韩素音大概也是首位了解该事件情况的外国人。后来韩素音回忆周恩来时说：“时至今日，想起他，想起当时我们会面的情景，我就感到无限哀伤，无比凄凉。听到他逝世的噩耗时，是我一生中最悲痛的时刻，甚至超过了我父亲去世时我难过的心情。”

　　由于张颖的革命历程中大部分时间都得到周总理的直接领导，周总理对她的影响之大在书中可见一斑。在国统区，周恩来足智多谋，从容应对。在军、警、特包围控制下开展的抗日救国工作，既收到实际成果，又妥善地保护了和一切爱国人士的安全，在发展救亡文艺大军及各方面进步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上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对于进步人士，他的平易近人、以诚相待，从政治思想上帮助、在工作中支持，他是可以信任的好朋友；对于他领导的，在工作上要求严格、在生活上关怀备至，让们感到亲切、安全、愉快。这一切，张颖从十几岁就看在眼里，至今记在心中。周总理逝世的噩耗使她悲痛欲绝的感受，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是永远难以抹去的。这种感情的积淀涌现在她笔下，足以感动读者。

　　从张颖出版过的《外交风云亲历记》等几部作品来看，《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秉承了她写作的一贯风格。也可以说，这本书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在革命大家庭中生活、工作，直到耄耋之年的回忆录，也是她在革命前辈们的呵护、教育下学会为人处世的历程。书中内容丰富、生动翔实，充满革命激情、亲情，富有感染力。阅读过程中，不免感同身受，颇有手不释卷之感。今年《外交风云亲历记》又增订再版，张颖的另一部作品《文坛风云亲历记》已经付梓，在耄耋之年尚有如此旺盛的创作精力，着实令人钦佩。